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已经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系统而深刻的影响，数据日益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探讨数字经济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以及数字技术向广泛产业的渗透，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数字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把握经济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

1.关于“数字化经济”的基本理论

……………………………………………………………黄少安

摘要：本文针对纷繁的数字化经济现实以及学界、经济界对其的热议，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层面进行了深层探索和冷静思考，试图在综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基本概念、基本方法论、产权界定、价值和价格决定、统计理论依据的问题层次逻辑来安排结构，探索论证：“数字化经济”是比“数字经济”更能准确概括现实的概念，“数字化技术”与“数据”是另一组基本概念;“数字化技术”和“数据”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世界中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现实世界与孪生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变”与“不变”?不过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数字化技术”和“数据”作为要素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前提是合理界定和保护其产权，并提出了相应的界定和保护原则;无论“数字化技术”还是“数据”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仍然可以运用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理论加以解释，定价还是遵循基于抽象劳动和价值的供给方、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需求方共同决定的逻辑;数字化经济统计的理论依据是“数字化技术和数据产业化”的部分统计为“数字化经济”，“产业数字化”部分统计在所在产业或部门。

关键词：数字化经济、基本方法论、产权界定原理、价值和价格决定、统计的理论依据

2.中国产业数字化改造的机制和政策

……………………………………………………………郭克莎、杨倜龙 21

摘要：本文梳理了全球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趋势，分析了中国二三产业数字化改造的驱动因素和作用机制、数字化改造的主要进程和特点、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政策思路建议。二三产业数字化改造的宏观机制表现为数字化改造加大或改变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生产要素种类、提高生产函数效率和提升生产效率，中观机制表现为数字化改造促进产业关联、促进产业融合、催生新兴产业以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微观机制表现为数字化改造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扩大消费端长尾效应，拓展多元需求，并通过信息精准匹配实现供求动态均衡。促进二三产业数字化改造的主要政策思路是：加强和完善顶层设计，推进新型核心数字技术攻关，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培育新型数字化技术人才，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积极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深入参与数字化国际合作。

关键词：新技术革命、二三产业数字化改造、驱动因素、机制

3.2022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

……………………………………………………………经济学与管理学热点研究课题组 36

摘要：采取以专家智力为主、文献计量为辅，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选标准，在全面收集、整理和分析2022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经过本课题组及相关专家学者多轮论证与研讨，最终遴选出八个研究热点，并从研究背景、文献支撑、研究进展和未来展望四个方面进行论述。2022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八个研究热点分别是：(1)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阐释;(2)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研究;(3)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4)数字经济的深化研究;(5)国际冲突与国际经贸合作;(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7)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升;(8)多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年度研究热点的提炼和总结在客观记录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文献素材和宝贵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热点

4.从务农收入视角看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

……………………………………………………………韩朝华 52

摘要：本文基于2014—2018年的全国家庭农场发展研究监测数据，从样本农户的农场规模与农场劳均农业收入和农场平均成本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本意。本文强调，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个农户务农收入问题，而非农业生产效率问题。在农村改革解构了传统小微农业及与之伴随的高土地产出率之后，只有依托规模化经营的技术密集型农业才能消除农业和非农产业间的收入差距，确保中国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业规模化经营、本意、务农收入

5.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全要素生产率——兼论波特假说、技术溢出与污染天堂

……………………………………………………………贾智杰、林伯强、温师燕 66

摘要：本文以我国碳试点为例，研究了碳交易机制(ETS)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本文部分避开了选择性偏差和统计平均陷阱，PSM-加权DID模型的结果表明:碳试点对TFP有负向影响，因此,在试点城市中不满足强波特假说，但存在异质性。如果放松个体不相关的假定，空间模型的证据表明：碳试点可以显著促进非试点地区的TFP，但对试点地区的TFP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目前来看，碳交易试点存在的技术扩散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且可以在国家层面促进TFP的增长，因此,满足全国层面上的强波特假说。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全要素生产率、波特假说、PSM-空间加权DID模型

6.数字鸿沟与消费鸿沟——基于个体消费不平等视角

……………………………………………………………杨碧云、王艺璇、易行健 87

摘要：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家庭微观数据构造的面板数据，使用Tobit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家庭视角探讨了数字鸿沟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增加了个体消费不平等，该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从收入不平等以及消费平滑渠道这两个角度，验证了数字鸿沟对个体消费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围绕“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的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消费不平等的加剧作用在欠发达地区和数字弱势群体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主要增加了更高层次消费的不平等。

关键词：数字鸿沟、个体消费不平等、相对剥夺指数、Tobit固定效应模型

7.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研究

……………………………………………………………王欣、付雨蒙 104

摘要：数字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深入推动企业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13-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是否有助于推动其国际化，更好克服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能够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削弱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地理距离产生的不利影响来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第三，企业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获得良好的企业声誉，进而破除国际化进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第四，环境不确定性中的环境丰富性可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的关系，但是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第五，企业数字化对有国际化倾向、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战略导向更高的企业的国际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缺乏具有海外经历高管的企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本研究为佐证企业国际化中的数字效应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企业国际化、制度距离、地理距离、企业社会责任

8.思想交流与经济增长研究进展

……………………………………………………………叶初升、李承璋、廖卓婷 125

摘要：从早前分析新思想的涌现过程，再到强调思想交流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认识不断深化，其微观基础日益完善。早期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思想的非竞争性，在刻画新思想的创造过程的同时，也出现了与现实相矛盾的规模效应。此后，学者们基于创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围绕如何消除规模效应展开讨论。但是，除了研发创新之外，微观主体之间的思想交流也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早期理论并未将个体间的交流学习纳入创新模型中。最新的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微观个体交流的速度以及与谁进行交流将决定总体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内生化思想交流速度、丰富化思想来源的设定对基准模型进行拓展，并应用于经济增长问题的解释。近年来基于交流的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索丰富了分析增长问题的维度，建构并巩固了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为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工具。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创新、思想、思想交流

9.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进展

……………………………………………………………廖高可、李庭辉 141

摘要：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使得金融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凸显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驱动金融领域的发展逐渐向智能化迈进。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应用的发展阶段和方向。其次，从技术进步、资本支持、环境改变三个宏观因素以及数据资源、成本优势、效率改善三个微观因素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金融发展的理论机制。再次，从生产、消费和就业三个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应用于金融领域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以及相关的风险和监管研究。最后，总结了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应用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人工智能、金融发展、效应分析、风险监管

10.创新政府监管理论!彰显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评介

……………………………………………………………张卓元 159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政府监管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政府监管理论，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间较短，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理论体系。目前许多国内学者较多地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监管理论，或者运用这些理论讨论中国的监管问题。但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制度禀赋、所有制结构、监管体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植根于西方发达国家制度体系的政府监管理论在指导中国监管实践中，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不适应问题，在政府监管理论研究与有效服务中国监管实践之间存在“两张皮”问题，难以有效解决许多政府监管实践问题。理论界与政府实际部门之间关于为什么需要政府监管、监管什么、谁来监管、如何监管、怎样评价监管效果等基本问题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导致中国现有政府监管理论难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监管实践需要，理论与实践的耦合性不理想。因此，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理论过程中，需要抱有扬弃的、批判的态度，在汲取有益精华的同时，应分析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监管理论对中国国情的不适应性，为构建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可见，在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创新研究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方面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